伯父走了，永远地走了。这还是两年前仲秋的事情。当时没有告诉爸爸，大家都认为这样对他有好处；其实我并不这样认为，爸爸虽然七十岁了，但是身体结实，思想也开通，我相信他一定想得开。

伯父住在黑龙江省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，和两个堂兄、一个堂妹生活在一起。堂兄、堂妹都已经结婚生子独立门户，所以，说是生活在一起，实际上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活中心。伯父是个非常传统的人，家里有不少土地，一直是统一耕种，每年春天大家一起商量添置哪些农机农具，播种哪些作物品种，购买什么化肥农药等等；到了收获季节统一收割，秋后一起算账。在伯父去世前爸爸去过一次，在那里呆了一年。听爸爸回来讲，那可真是个种庄稼的好地方，一马平川、一望无际；唯一的缺点是没有电。伯父去世那年的秋天庄稼丰收，地里的活特别多，虽然雇用了一些人，可还是忙不过来。那天晚上收工回来，伯母给伯父端上饭菜和热好的老白干，告诉伯父说小堂妹今天晚上可能要生孩子，她要过去看看，晚上就不回来了。伯父还提醒伯母别忘了带上手电筒。几个孩子中，小堂妹家离伯父家最近，大约有两公里路程。第二天早晨伯母从堂妹家回来的时候，伯父已经走了，他和衣躺在炕上，身上盖着被子，脸上非常安详，没有一点痛苦的样子，就好像睡着了一样。

1937年，爸爸出生不久，奶奶就去世了；爷爷不懂喂养，又忙于操持家务，便把爸爸送给了远在吉林千里之外的哥哥抚养，因为他们家刚刚生了个女儿，这样可以一块儿喂养。所以爸爸和伯父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两个家庭，直至后来新中国诞生了，他们都娶妻生子了，来往也不十分亲密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我只见过伯父两次面。第一次是我六岁的时候，爷爷病了，我和爸爸去看望爷爷。那是1967年一个寒冷的冬日午后，爷爷躺在炕上不能动，病得很重，但他的头脑很清楚，一边轻轻抚摸着我的头，一边问了很多话；伯父就坐在旁边，慈祥地看着我，不时地补充爷爷的提问。爷爷是在劳动改造时从三米高的装满秸杆的马车上摔下来的，当时他正在给人民公社的畜牧场运送草料。这里应该补充说明一下，爷爷在旧社会拥有一些土地并且雇用了一些打工的人，所以解放后被定为地主阶级，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，必须接受劳动改造。记得不久以后，爷爷就去世了。那时候的印象不是很清晰，只记得爷爷很虚弱，离开时并没有多么痛苦。伯父和爸爸长得特别像，几乎一模一样，都是长方脸庞，个子不高，身体特别健壮。

第二次见伯父是在1977年，那时候我正在读中学。

为了我和弟弟、妹妹读书，爸爸把家搬到一个离小镇不远的村子。开始我们就住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，后来又接连换了好几个地方，虽然有些动荡，可我并没有感觉到不安，因为我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。但是我知道，爸爸妈妈正在筹划着盖一栋房子。盖房子是大事。尽管爸爸妈妈不让我分散学习精力，我还是体会到了大人们的压力。要知道，我们刚刚搬来不久，跟村子里的人还没有真正熟悉，所以就算是材料齐备，难度还是相当大的。一天中午放学，远远地看见院子里人欢马叫的，还矗立着几个帐篷！我一路飞奔回家，到家才知道，伯父来了。他千里迢迢带着大队人马从黑龙江来了。十天时间，房子盖好了。我们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房子。直到现在，爸爸还住在这栋房子里。这次的印象很清晰，伯父的身材、长相和爸爸还是非常相近。不同的是，伯父具有一种很强的指挥和领导本领。他精力充沛，讲话声音很大，思路清晰，行为果断。伯父虽然身高不足一米七十，但他站在屋脊上指挥大家的形象在我心中非常高大。这就是伯父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，非常深刻。

许多年来，终日奔波；被疏离的是那份内心的真情。伯父走了，我怎么跟爸爸说呢？我想我不能再隐瞒下去了。